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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城乡变迁视角审视华北区域史

来源:未知 编辑:admin 时间:2019-05-31

  4月17—19日,由天津社会科学院主办,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津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共同承办的“近代以来华北城市与乡村变迁学术研讨会”在天津举行。

  4月17—19日,由天津社会科学院主办,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津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共同承办的“近代以来华北城市与乡村变迁学术研讨会”在天津举行。与会者围绕城乡政治与经济、城乡社会与文化、城乡体系与建设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和交流。

  城乡政治是华北区域史研究的重要议题,多位学者将空间政治作为重要的切入点。山东工艺美术学院讲师任谢元通过考察近代济南城市公共空间的改造与提升,认为传统意识观念的根深蒂固和城市治理主体及手段的单一,致使城市公共空间的提升与改造大打折扣。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生陈佳奇探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天津市区道路中的空间政治,认为中国通过制度建构与社会性动员,逐渐解决了路政建设中的问题,借助于道路系统的规整与新建,将其组织力输送至城市空间的方方面面,为“一五”计划期间天津城市建设奠定了基础。

  交通与城市发展、乡村产业变迁及其影响是与会者关注较多的议题。上海社会主义学院副教授刘晖考察了铁路联运制度与近代郑州转运业的兴衰,指出铁路联运制度对郑州转运业的影响有利有弊。河南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岳鹏星以张家口和崇文门税关为中心,考察了晚清常关与铁路运营、管理的互动关系,认为京张铁路的修筑带动了张家口城市的发展,也对铁路两端的税关即张家口税关和崇文门税关产生了不小的扰动和影响。河北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王永源考察了1840—1937年白洋淀地区的棉业与乡村集市,认为该地棉花种植与棉纺织业的发展,促使一些集镇的物资集散功能日益凸显,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农村经济的循序渐进。

  深入研究城乡经济变迁,理应处理好城市史与区域史的关系。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张利民以华北区域为例,分析了城市史与区域史的关系,总结了当前研究的热点问题及不足,认为今后应努力建构具有特色的华北区域史和城市史的理论架构,规范、拓展和创新研究领域和方法,进行比较研究,对档案资料予以挖掘整理。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樊如森探讨了近代天津研究的时空新视角,认为从港口到城市再到经济腹地的空间拓展,可以将天津研究的学术视野由点到面再到立体,予以整合贯通起来,进而全面地厘定天津在中国北方经济发展进程中的历史地位。

  社会群体、阶层及其团体是城市研究的重要内容。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王先明以天津城市人民公社为例,讨论了城市人民公社成员的身份认同,认为伴随着城市人民公社的兴建,有着不同身份标识的群体虽然迅速由城市居民转变为社员,但其身份关系仍然存在着诸多冲突与紧张,并由此影响到城市人民公社的消亡。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李学智分析了清末民初天津社团活动的起伏,认为清末天津民间社团纷纷建立,并积极开展活动,与清廷推行“新政”及“预备立宪”而形成的政治局面具有重要、直接的关系,民国建立后的动荡政局又导致民间社团的活动很快归于沉寂。

  社会动员是城乡社会变迁中的重要现象。临沂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魏本权考察了1949年沂蒙解放区春耕春种的生产动员,认为这种动员体现了中国力图消除群众生产顾虑、强调生产必须领导、以生产为中心的理念,为观察革命年代的农业生产组织化提供了样本。南方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王微以华北根据地为中心,探讨了全面抗战开始后中国的妇女生产动员,认为中国鼓励乡村女性投身农业生产,使其在农业生产、根据地政权建设、维护抗战大局等方面作出了卓越贡献,通过生产点燃了解放的希望,在中国妇女解放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社会文化是城乡社会变迁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天津市艺术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兴昀探讨了民国北方昆曲班社的城乡变迁,认为昆曲曾一度成为流行于宫廷和城市的娱乐休闲文化,其后退出城市,进入河北乡村,1917年以后再次进入北京、天津等城市,但未能实现复兴。河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张慧芝以河北省任丘市鄚州镇为例,论述了庙、庙会与京畿区城乡文化的变迁,认为在社会现代转型过程中,鄚州庙、庙会的宗教功能虽然逐步削弱,但鄚州扁鹊庙祭祀作为京畿区城乡共同拥有的传统文化,仍有助于强化京畿区居民地域身份认同,深层推进城乡一体化融合。

  城市与乡村的划分并不意味着两者截然两分,而是共生于同一体系之中,多位学者的研究印证了这一点。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路伟东以宣统甘肃“地理调查表”中的人口数据为基础,考察了晚清北方城市和城乡人口结构,指出以往的个案举例式的研究方法及结论存在较大问题,认为在清末民初的北方地区,人口在1000人以下的聚落数量接近总数的90%,人口4000人以上的聚落数量仅有总数的1%,但其人口数接近总人口的20%。该所副研究员王哲从位序—规模的角度,对近代中国的城市体系进行了分析。他认为,20世纪初期,近代中国城市体系进入了农业社会末期的成熟而稳定的状态,即使经过了大规模战争和政权更迭,城市体系仍旧保持极大的历史稳定性和惰性。

  城市建设是城市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议题。天津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龚宁讨论了海河工程局吹填业务与近代天津城市建设的关系,认为吹填业务奠定了天津主要市区的大部分地基,推动了近代天津城市的建设。上海海关学院讲师杨敬敏探讨了胶海关服务于青岛自由港建设的实践及其成败得失,认为胶海关和青岛当局合作的思路与经验值得探索和借鉴。

  乡村建设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开展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而成为乡村史研究中的一大热点。青岛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柳敏通过对河北省定县、山东省邹平和青岛三地乡村建设发起人的生命轨迹、社会资源的比较,认为虽然华北乡村建设运动的理论基点、实施重心各有差异,但都在探求乡村建设本土化、现代化的社会实践中引导了知识群体的乡村回望。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熊亚平剖析了1931—1937年胡勤业、王镜铭等人在武清县杨村进行的乡村建设实验,认为对其进行思考和总结,不仅有助于丰富关于近代中国乡村建设的认识,而且对当代中国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这些与会学者并未将目光局限于乡村建设,而是将属于城市史范畴的部分内容(如大城市近郊乡村建设)融入其中。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融通城市史与乡村史研究的自觉。

  (本文系2017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近代中国乡村建设资料编年整理与研究(1901—1949)”(17ZDA198)阶段性成果)

  姓名:熊亚平 魏淑赟工作单位: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暨天津历史文化研究中心

  2017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近代中国乡村建设资料编年整理与研究(1901—1949)”(17ZDA198)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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