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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标语变迁:由硬变软映射中国法制进程

来源:未知 编辑:admin 时间:2019-06-07

  琳琅满目的标语口号中,充斥着些许被时代所抛弃的、或者言之无物、形式主义的标语,有些标语甚至还违背法律,这样不但会造成大量的浪费,甚至会污染城镇“软形象”。

  孔庆东接受采访时说道:“这些荒谬不通的标语不但混淆是非,扰乱思维,实在是给国家丢脸,也给政府丢脸,我写出《口号万岁》一文,也是希望政府看到后能够出面管管。”

  坐在穿越河北的火车上,沿途看到最多的标语是“要想富,少生孩子多种树”,还有另一种版本:“要想富,少生孩子多养猪”,此口号数量上的优势并没有换来村民应有的重视,更多数的村民根本没有考虑其涵义,对记者提这种问题觉得很奇怪,一位抱孩子的妇女说出了许多人的看法:“这条标语啊,刷在这墙上好多年了,我还真没注意过。”

  “放火烧山,牢底坐穿”写在贵州施秉,随后又出现在其他的兄弟省份,按照其字面意思直译即是:倘若放火烧山,就要被判无期徒刑。这明显和刑法法条相悖,根据我国刑法第114条和第115条对纵火罪的描述,依据行为造成的后果是否严重来确定量刑程度,最少3年有期徒刑,最高死刑。

  在河北经常可以看见“武装抗税是非法行为”的标语写在墙上,孔庆东用“哭笑不得”来作评价:“它的意思是说,和平抗税就是合法的了。”

  河北还有一条现身比较多的标语是“光纤没铜,偷也没用”,似乎是想让人去偷含铜的东西,离光纤远点儿,有点儿“还有更值钱的东西可偷”的意味。

  坐在进京的火车上可以看到铁路沿线刷写着这样的标语:“横卧铁轨,不死也要负上法律责任!”边威吓,边普法,让人哭笑不得。

  在山东省济宁市至汶上县公路旁,某乡镇挂出巨型横幅:“集体上访违法,越级上访可耻!”此口号甚至带有故意误导民众法律知识的嫌疑。》》详细

  “标语崇拜”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流行病,很多底线下的行为都被拿来群体性禁止了,譬如“教师禁止猥亵学生”、“官员禁止贪污受贿”、“医生禁止收红包”……一方面固然让人觉得很多流习是不禁不可了,但另一方面也让人思考:维系社会秩序正常运转的一整套制度设计弱势到了怎样的地步?在我们的公共生活里,有那么多的法律法规,还有世代沿袭的公序良俗,我们的举手投足里,需要“禁止”的东西实在太多了,但,道德信仰在、刚性约束在,纵使没有“禁止”的标语,这社会一样可以清澈和谐。我们总不能把那些职业准则、身份伦理、社会习俗等统统搬到标语上去“禁止”吧?换句话说,其实标语是最无力的,它比道德约束还要次之,因为其冷漠感、强制感很容易让人疏远。

  一座满眼“禁止”的城市,似乎不能说是一个宜居的城市。起码,“禁止”的内容就够让我们心惊胆战的了。如果把“禁止”视为一种提醒,那么,政府提醒得多而宽泛,某种意义上也折射出职能部门责任的实际含金量和执政的实际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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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十分重视标语的作用,任何工作几乎都要辅助性地制造宣传标语,有学者将其称为“标语崇拜”。几乎所有的被采访官员都不假思索地认为:在开展一项工作前,宣传标语是必要的前期工作。

  “每项工作开展前,刷写多少条标语,做好怎样的宣传工作,都是有任务的。”某乡镇领导透露,“如果达不到要求,将会纳入当年的政绩考核,若扣分的话,当年的评先就没机会了。”

  一般官员普遍认为,开展一些重要工作和活动,通过张贴(悬挂)标语,有利于制造声势,以引起更多人的重视,使活动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一块巨大的广告牌矗立在河北省邢台市南二环的路边上,上面写着一句标语:“关爱女孩,就是关注民族的未来!”据了解,这块牌子共花费2万6千元。

  在有些地方,宣传标语的多少甚至成为政绩考核标准之一。“如果一个精神下来,或者开展某项工作之前,口号和标语的宣传程度是有规定的,下级单位要按照规定完成任务。”一位乡镇党委书记说。

  按照这位官员的说法,基层工作中始终存在一种误区:没有标语,就意味着工作不认真,不负责。和周围同级部门相比,标语口号俨然成为一种造势运动。

  由此,官员热衷于这些形式主义,每逢上级领导检查,总有红色横幅早早的悬挂出来。》》详细

  在农村常见的标语中,与计划生育相关的占了绝大多数。在甘肃省的乡镇,计划生育标语上墙也成了考核指标,不仅增加了乡镇的财政负担,而且干部群众对这些标语能发挥多大作用也表示怀疑。

  张掖市上秦镇计划生育工作站站长方德佳也说,镇上每年花在标语上的费用得1万元,乡镇财政本来就紧张,标语更是不小的负担,效果也不怎么明显。一方面是因为大多数农村家庭都有电视,对各方面的信息都比较了解;另一方面是因为现在绝大多数超生的是流动性人口,都到城市里面去了。》》详细

  地方的执法部门,如此的执法标语只能说明这些执法者的素质有待提高,也间接反映了这些执法者的蛮横。一些地方的不文明执法让群众敢怒也不敢言,尤其是那些做生意的小商小贩。有些群众和这些执法者搞起了“猫捉老鼠”的游戏,执法者一出现,做生意的消失的无影无踪,等到执法者一走,做生意的小商小贩会从地底下冒出来,让这些执法者头疼。即使这些小商小贩有种种不对的地方,作为执法者如果文明执法,树立正大形象,我想邪不压正,这些小商小贩必然不会暴利抗法。在日益国际化的今天,随着我国民主化的推进,一些不文明的执法标语严重影响了我国的对外形象。

  郑州市民吕女士每次看到郑州市东风路上“严密防范、严厉打击构建和谐社会”的标语,都觉得别扭,“这样宣传‘构建和谐社会’总让我感觉不太和谐。” 吕女士每天上下班都要从东风路与园田路交叉口经过,附近新添的一串落款为“东风路街道办事处宣”的标语,让路过的吕女士感觉有点怪。“标语‘严密防范、严厉打击’与‘构建和谐社会’中间就只有一个空格,总让我感觉这是一句话,到底在‘打击’什么容易产生歧义。”》》详细

  从“文明标语”升级到“粗暴标语”,小区居民从温和相劝阶段,过渡到诅咒式的威胁阶段,一场捍卫小区文明和良好生态的保卫战俨然一触即发。就在此时,一贯无视居民权益的陋习携带者退却了。显然,“粗暴标语”,已经突破了他们的心理底线,趋吉避凶心理取代了他们的侥幸心理,而导致陋习制造者心理崩溃的,则是“粗暴标语”所释放的,居民空前的防范力、警惕性和凝聚力。》》详细

  “粗暴标语”虽然有效,但终究是有限的,而且其负面效应不容忽视。说其“有限”,是说其只能管住一时,而不能管住长久,其产生的是治标不治本的短期效果,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更重要的是这种暴力语言不仅是一种视觉污染,而且容易给人以误导,因为好多暴力语言是以正面形式和站在正义立场上发布的,而其对象则往往是让人反感而需要贬斥的不文明行为,因此,这样语言很容易给青少年带来潜移默化的影响,其危害性也就更大。》》详细

  邢台市开发区计划生育局长王立敏感慨说:“80年代初时,还没有计划生育标语。”如今,却四海皆是。但标语却充满了变化,由“命令口吻”进化至“充满人文关怀”。

  1986年,全民普法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全面实施,现代法律文化启蒙教育运动自上而下正式启动。

  在那个年代,政策文化的强化在标语上体现的淋漓尽致。相比较而言,社会的法律意识尚在萌芽,尤其是在农村,村民并不认为标语“过激”或者“可笑”,他们认为“很正常”。

  90年代中期,“三五”普法全面开展,党的十五大召开,首次明确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立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和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

  王立敏手中有一份自上而下传达下来的文件,上面罗列了254条人口与计划生育标语,如“为了国家富强,家庭幸福,请您计划生育”、“生男生女一样好,女儿也是传后人”等,全国各地在刷写标语时再也不是一盘散沙,而是要在254条之中选择出最适合当地的标语进行宣传。

  “随着民主的进程,口号的强制色彩和政治功能正在逐渐减退。比如现在打贪反腐是在用法治的方式,并没有用口号动员全民行动。”《口号与中国》作者之一的李艳对本报记者说,“从某种角度来讲,将来口号可能还会存在,但是已经不是那种用口号统领和管理社会,实施政令的时代了。这也体现出一种法制的进程”。》》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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