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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如何逾越城乡差距论文 2000字

来源:未知 编辑:admin 时间:2019-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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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开全部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做出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定到2008年,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已经整整延续了30年。毫无疑问,无论是从总体上还是细节上来看,我们伟大的祖国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一点只要我们比较一下1976年唐山大地震和今年四川汶川“5.12”大地震期间国家和社会救援能力的巨大反差,便可以清晰地看出来。经过改革开放30年建设,我国综合国力和社会动员及应急能力都有了极大提高。本文将以社会变迁理论视野下的人民生活作为研究的对象,对改革开放给方大中国人民的日常生活所带来的变化进行一次初步的梳理和探讨。

  众所周知,在西方社会学理论中社会变迁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和范畴。虽然对此人们看法不一,但是都毫无例外地非常重视社会变迁问题,并将社会变迁作为一个或宏观或微观、或动态或静态的社会事实加以深度描述和学理分析。

  按照美国社会学伊思.罗伯逊在《社会学》一书中的归纳,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提出的社会变迁理论包括进化理论、循环理论、功能主义理论与冲突理论。其中,帕森斯所倡导的社会秩序导向的功能主义理论影响较大。他认为,社会变迁不是扰乱社会均衡,而是改变社会均衡,其结果是造成一种新质的均衡,而这种社会变迁的均衡作用分别来自于社会之外和社会内部。并且认为,社会变迁通常是在一个社会变得日益复杂的情况下发生的。日本著名的社会学家富永健一在其《社会结构与社会变迁》一书中则认为,“所谓社会变迁,就是社会的结构发生变化,即结构变迁的发生”。应该补充说明的是,在富永健一看来,为了更好地分析社会变迁,就不能缺少社会结构分析这个前提。如果没有关于社会结构的意识,社会变迁的概念也是不可能得到深入认识和充分理解的。

  事实上,在对改革以来社会变迁的学理探讨中孙立平等学者早就注意到了社会结构的角度。他和他的合作者认为,将改革开放引起的中国社会的一系列总体性的结构转型或结构变迁过程的重要变迁作为研究视角是很有社会学特色的。孙立平教授有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认为在改革之前我国的总体性社会结构中国家几乎垄断了包括人们生存与发展机会及信息资源在内的全部重要资源,而且国家对社会生活的控制还有相当任意的特点。然而,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已不再是一个具有较强同质性的社会,而社会结构的分化与市场化程度的增加更是使中国人民的日常生活日益呈现出多样化和现代化的社会变迁特征。

  这里的“生活结构”是指一种广义的现代人的“生活体系”。它既包括内隐的生活观念,又包括外显的生活场域、生活行动和生活模式或生活风格。很显然,如果我们认同马克思生产与生活互构的历史唯物主义社会理论的本质就是人类社会变迁的主要动力的话,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不重视人自身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所遇到的生活选择与生活质量背后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为此,我们在对中国改革开放所导致的社会生活变迁进行理论反思时,必须紧紧地把握住“日常生活实践”。黄宗智和孙立平在对中国变迁的思考中,都曾提出了“实践”这一概念。黄宗智先生在2005年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上的《认识中国》一文中对比了二者的异同:孙立平的“实践”主要相对于制度而言的,他的“实践”则更倾向于理论和表述;孙立平的“实践”主要指市场转型这一“过程——事件”,他自己则指整个近现代的长期历史变迁。

  在中国人民日益丰富和多元化的“生活实践”过程中,始终贯穿着一个线索,那就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生活实践”。而且正如李伍荣、胡德宝等学者所说:“建设全面小康社会是一个浩大的系统工程,但最终落脚在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上。”全面小康生活水平是一个广泛、综合、系统的范畴。它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环境和人民生活等各个方面。具体应包括经济发展、物质消费生活、社会进步、人口素质、社会保障与社会安全、生态环境与卫生七大指标。这些标准体现出来的是改革开放进程中人民生活结构变迁的重要方面,是我们今后评价和引导人民日常生活实践的关注点。

  必须强调指出的是,改革开放进程中人民生活的变迁除了受到市场化和技术化等因素的影响之外,还是由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所提供的生活环境基础决定的。和30年前不同的是,中国已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日本和德国的第四大经济体,这意味着中国的国家能力已经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据统计,2007年,我国GDP已达到246,619亿元,人均GDP也达到2,460美元。这无疑已成了改革开放进入转折阶段,并使中国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的一个重要标志。中国政府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和举办北京奥运会表现出的巨大的国家能力,以及“以人为本”的立国精神和开放心态,都为中国人民生活变迁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时代背景。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居民生活由贫困到温饱、由温饱到小康实现了两次历史性跨跃,人民物质生活整体上由量的满足逐步转向质的提高,由以生存资料消费为主逐步转向以发展和享受资料消费为主,政治生活、精神文化生活和闲暇生活日渐丰富,社会流动活跃,价值观念开放,进入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时期,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生活方式逐步建立。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结构和体制模式的双重转换,给中国城市的社会生活带来了巨大变化,下面将通过对衣、食、住、行、用和通讯六个日常生活领域的生活史的梳理,从整体社会背景探讨中国人日常生活中发生的变化。

  近30年来,城乡居民消费生活变化最快、最大的是服装。不仅衣着数量大幅度增加,而且穿着质量明显提高,服装功能也由过去的单纯遮体御寒演进为体现个性化的审美意识与塑造自我形象。人们的衣着原料和质地提高,成衣率也不断提高,购买原布自己动手做衣服的数量减少。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年服装生产量只平均每人一件,而今高档商场、品牌专卖店里的国际名牌服装琳琅满目,各种品牌、不同款式的服装争奇斗艳,使我国居民服装绮丽多彩。

  这一变化,首先表现在粮食消费比重下降,表明人民不再为吃饱而发愁。而在粮食消费内部构成中,对玉米、高粱、红薯等粗粮消费明显下降,而对大米、小麦等精细粮消费上升。在主食消费比重下降的同时,副食特别是动物性食品消费的比重明显提高,在对原粮消费相对下降的同时,对加工食品特别是风味、疗效、方便食品的消费上升。

  城镇居民住房,由缺房、拥挤逐步向比较宽敞、比较舒适方向发展。1978年城镇居民人均居住面积仅6.7平方米,2005年增加到26.1平方米,增长了2.9倍。住房的质量和配套性也不断提高。截止2000年末,有68.3%的城镇居民家庭住上了单元配套住房;74%的家庭居室内有厕所和浴室,84.2%的家庭用上了煤气或液化石油气,41.1%的家庭有可取暖的空调或其他暖气设备。农村居民平均每户使用住房面积由1978年末的8.1平方米增加到2006年末的30.7平方米,增长了2.8倍,人均住房面积中,砖木结构和钢筋混凝土结构住房面积占81%,住房质量不断提高。

  随着各种运输设施建设的快速发展,我国交通建设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基本形成以铁路为骨干,公路、水运、民用航空组成的综合运输网。各地的城市公用交通事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公路汽车拥有量由1990年的10.76万辆提高到2006年的161.92万辆,私人汽车拥有量由1985年的28.49万辆增加到2006年2333.32万辆,地铁通车里程不断延伸,出租车随叫随到。这些都极大地方便了居民的出行条件,使居民的生活比过去舒适和快捷。

  城乡居民的用品消费,呈现出以非耐用消费品为主向以耐用消费品为主,以日常生活用品等生存资料为主向彩电、冰箱、空调、微机等发展和享受资料为主,以功能单一、低档用品为主向高科技、多功能中高档用品为主转化的趋势。同时,城乡居民家庭用品的更迭速度明显加快,经历了由“老四件”向“新六件”的转换过程。近几年又开始转向以电话、家用电脑、商品房、家用轿车等为主要代表的新的消费“热点”。耐用消费品大量“飞入寻常百姓家”,是城乡居民消费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的一个重要标志。

  截至目前,中国固定电线亿多,移动电线亿,已成为全球移动电话用户规模最大的国家。如今,无论走到国内哪个大中城市,电线年,电话普及率(含移动电线部/百人,移动电线部/百人。城镇每百户家用电脑拥有量达47.2部/百户。从日常生活、医疗保健、文化教育等其他指标来看,我国目前许多反映居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指标已经达到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有的已经达到和超过世界平均水平。

  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我国已基本消除了长期以来消费品供应短缺的现象,初步形成了“买方市场”,部分消费品还出现了过剩现象。从商品短缺到“买方市场”的形成,居民消费从限量供应的抑制型消费转为敞开供应的自主型消费,这是我国居民消费方式的根本性变化。城镇凭票供应制度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退出历史舞台,农民自给性消费比重明显下降,逐渐向商品化、市场化方式转化。此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流动性增大,地区、城乡交往频繁,民族、国际往来增多,城乡二元结构已被乡镇企业的发展和流动人口的增多打破,国人已经走出国门,日益和一个更加广阔的世界打交道。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成就,胜利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第二步目标,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但是,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这与科学发展观倡导的“以人为本,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存在着尚未逾越的屏障。从科学发展观的视角审视当下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不和谐因素,将对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的未来良性生活方式的构建具有重要的意义。

  改革开放30年来的经验证明,为了提高生产力,必须发展市场经济,而商品、货币关系的存在除了给人的发展带来积极效应外,也会带来消极效应,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市场经济可能滋生拜金主义,导致人的腐化。由于市场经济以物质利益为基本的追求,这就可能导致在市场竞争中出现见物不见人的现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与人的经济关系通过商品、货币等物的形式表现出来,在一定条件下,商品、货币可能变成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强大力量,反过来支配人,使人拜倒在它们面前,成为它们的奴隶。

  其次,市场经济可能导致个人主义的膨胀和人际关系的冷漠。市场经济是主体独立和个人自治的权利经济,在这种制度下,人的私人领域扩大,可供自由支配的时间、空间、财力等相对增加,因此自我意识和权利意识得以发展。市场经济的等价交换原则可能把人与人的友爱、关怀、情感等和谐关系变成赤裸裸的物的关系。市场经济的竞争法则可能导致个人发展的片面化和人格的异化。

  最后,市场经济可能导致贫富两极分化,拉大人的发展差距。人们由于各种条件的差异可能使其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完全不同的地位,市场竞争就可能像不同级别的拳手之间的比赛,出现强者更强,弱者更弱的现象,形成贫富两极的严重分化,使处于弱势地位的个人和群体的发展受到制约和不利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文化体制改革不断深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对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我们的成绩还是初步的,无论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体制本身,还是在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政策的实施过程中,都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和薄弱环节。在经济领域,不合理的分配制度严重影响着劳动者积极性的发挥;在政治领域,民主与法制特别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制度还不够健全,影响着人的权利和价值的更好实现;在文化领域,脱离实际的教育体制严重影响着人的全面发展。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伴随着对“”的深刻反思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恢复,关于人的问题开始受到关注,并逐渐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研究领域。但是,时至今日,认为人的全面发展在现阶段无法推进或根本不可能实现的“虚无主义”倾向仍然存在;只把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作为社会主义教育理论的片面认识依然存在;只重视经济发展、不重视人自身发展和环境保护的错误观念仍未彻底得到澄清;只重视专业教育、不重视人文教育的错误认识仍未彻底得到纠正。上述种种片面的认识和错误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也影响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历史进程。

  从人的自身条件来看,人的全面发展主要受人的自身素质、生活水平和精神需求三个方面因素的制约。

  我们在看到当前我国人的素质已较过去普遍有所提高的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差距仍然相当明显。从人的全面发展角度来看,当前我国人的素质的差距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思想素质方面。我国大多数人口的思想素质基本上是适应自然、半自然经济旧体制的观念,对新的市场经济体制总体适应不好,商品观念、市场经济观念、竞争观念等仍较薄弱。

  第二,科学文化素质方面。一是人口素质水平普遍偏低,高等教育相对落后,高层次人才短缺。二是不论是家庭教育,还是学校教育或社会教育,都只重视分数,却程度不同地忽视体能训练、品质修养,出现了较大范围内的“缺德”教育以及高分低能的情况。三是人口素质结构不合理。突出表现在农村专业技术人才资源严重不足;与外向型经济发展相配套的工程技术型人才、技术与管理复合型人才、金融贸易人才和高新技术开发型人才普遍短缺。尤其是城乡人口素质差距较大,农村人口素质偏低,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突出矛盾。

  我们在充分肯定人民生活水平己得到很大改善的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当前在中国人的生活水平方面仍然存在着不少问题:一是城镇贫困人口呈增长趋势。由于近年来物价不断上涨,部分退休人员实际生活水平下降,各种改革相继出台后部分低收入职工负担越来越沉重。二是居民主体素质和创造新的生活方式的能力不高,不少人的业余生活单调,缺乏业余爱好,没有开拓意识,自我封闭,往往被动地打发时光。三是城乡居民消费结构没能随着消费水平的提高而及时合理地调整,居民消费行为不合理、非理性化。

  从当前中国人的精神需求方面来看,也存在着一些与现代化不相适应的倾向。例如,人们在要求改善生活的同时,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抬头;要求思想解放的同时,少数地区封建迷信乃至黄色文化泛滥;要求民主的同时,自身的行为主动性却较差等等。但是,总的说来,中国人民对精神的需求是大大地提高了。

  综上所述,我们以改革开放后近30年来中国人日常生活的变迁为中心对社会变迁理论视野下的人民生活史进行了宏观和微观的分析。我们清醒地意识到,虽然人民的日常生活实践存在个体生活因素的影响,但是,应该说这30年来中国人民的生活体系和生活景观以及未来的生活趋向都是得到了或将得到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所提供的生活条件和社会文明环境所支持的结果。因此,不管是作为一种社会变迁还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变迁,中国人的生活实践都不可避免地要打上改革开放的时代色彩和历史烙印。对此我们应有足够的社会自觉。更重要的是,我们在建构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健康的和充满幸福感的,多样化的中国社会生活方式时要与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和时代精神相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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